《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贤奋斗史》第四章：
支持清廷还是支持革命？海外华人左右为难
文：张丹枫 Zhang Danfeng
图：鄧珺心 Junn Xynn
上文说到，十九世纪末期，马来亚华裔社会受到满清皇朝光绪皇帝的感召，纷纷出资兴学。第一间的正规华校，当推建立于1904年（光绪卅年）的槟城中华学校，接着雪州有尊孔学校，霹州有育才学校之设，此风一开，全马各地纷纷兴学办校，教育风气至为蓬勃。
当时华人办学，并没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资助，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，传播华文教育。直到1920年，英殖民政府实施一项法令，要求对学校及教员进行登记和统制，并对华校实施津贴制度，虽然这只限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，而马来属邦不包括在内，不过华人还是不断发展华校。
据巴素博士统计，1938年，单在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的华校生逾9万名，英校生有2万7000余名。换句话说，读华校的人数远超过英校的数目。同样的情形，也反映在华文报业的兴起。
虽然马来亚的第一份华文报，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》，是由教会主办，富宗教色彩，前后刊行六年半；但真正具有规模和有启迪作用的，是1880年在新加坡开办的《叻报》。
它是一份形式较多样化的华文报，创办人是薛有礼，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。他受过英文教育，但对中华文化酷爱。新加坡报人陈蒙鹤女士在《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，1880年至1912年》的英文专书中，曾经分析《叻报》创办的动机，她认为《叻报》不是为利，而是为推广中华文化，改进华人社会风气，且具有爱国意识。
《叻报》内容包括新闻、社论、通讯及广告。新闻有本坡新闻、外埠新闻及国际新闻，前后刊行51年，第一任主笔叶季允，乃被礼聘从中国南来主持笔政，达41年之久。
学校和报纸俱是传播智识和文化的所在，对于政治思想的灌输，也是至为重要的工具。因此，从早期的华校和华报性质看来，清廷所要宣扬的是一套维护帝制的封建思想，对于儒家学说的重视，不遗余力，目的是要鼓起华人对清廷的效忠和跟随保守的政治潮流。
华人社团取代私会党
必须提起的是华人社团，在促进民族意识和保护会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。一般认为，华人社团的组织是伴随华人南移的产物，虽然它很早就存在，但因早期私会党的势力庞大，支派很多，以致成为华人社会的〈保护者〉，社团的重要性也就相对减低了。
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对付私会党组织后，公开注册的社团便如雨后春笋而起，取代私会党的作用。当然，这不是说社团较私会党发源迟，而是其功能在较后期才表规出来。
马六甲的青云亭是华人最古老的结合组织，槟城的广福宫，建于1800年。就是最早期的华人社团。
初期，庙宇与地缘性存有混合为一体的迹象。 1801年，槟城嘉应会馆的前身〈仁和公司〉成立，建筑为庙宇，槟城的广汀会馆前身为〈广东公司〉，成立于1801年。马六甲的应和会馆成立时，初称〈梅州众记公司〉，1825年改称为〈应和公司〉，嗣后始再改为〈应和书馆〉。
较早时期成立的会馆，多与私会党组织脱离不了关系。同乡团体，从故乡带来家族制度以及一切风俗习惯，会党亦是其中之一。所谓的会党，是指来自同一个乡下的村民所成立的组织，负责照顾所有乡党的福利和生活。会党对党员来说，是有绝对的义务，无条件扶助的团体。当权者认为，可以利用为支配的工具；农民和劳动者认为，是结合同人再好没有的组织，革命家亦认为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。
在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公司，和海山党大伯公会，就是这样的会党组织；广汀会馆，宁阳会馆和义兴党，亦有不能分离的联系。若以县会馆而论，新加坡宁阳会馆的创办人，在义兴党的洪家祠中安有牌位。无疑的同乡团体具有封建性格。同时孙中山在华侨中，能够组织同盟会，原因就是可以动员私会党，所以会馆事业，是有利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。
除了地缘性的同乡会，血缘性的宗祠外，亦有一种被认为是代表工商业和职工组织的业缘性团体，如建造行、兴和打金行、鲁班行等。华社研究学者认为，英殖民地政府鼓励带有商业性质的代表性组织，包括同乡会和宗祠在内，一个有名望的人，可以一身兼数职，而成为一方领袖。
当英国发现私会党的组织已尾大不掉，且渗入一些早期的会馆（前称公司）时，乃改弦易辙，通过扶持会馆、宗祠和商团来取代会党（私会党）的地位。廿世纪初叶，华团应运大量而生，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英国人也希望有名望的温和派华人领袖，特别重视受英文教育的侨领，来领导社团，直接归属英国统治，而又能协助政府推行政策。
华社团体百花齐放
就拿槟城来说，嘉庆5年（1800年）建立了广福宫（广东及福建人合作）后，又于光绪12年（1886年）在毗邻，挂起了市政府招牌的平章会馆，商业与社团结合的机能，发挥的淋漓尽致。从教育、报业及华团三方面的发展来看，马来亚华社对封建制度的维护表露无遗。尊孔学校及孔教会的中华学校，即旨在推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，华文报宣扬封建文化也有其功效；华团拜祭神位，除削减私会党力量外，亦在于巩固封建体系。
虽然这些发展和所传播的政治意识，不全然与英国政治思潮相符合，但并未危及英国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，因此英殖民政府也就任由华人的政治思潮自行发展。不过，英国人认为，通过法律的控制，对于华人的政治意识的控制是有效的，更何况当时，华人并无驱赶英国人的观念，只是侧重在经济发展和谋生，在政治上不很关注中国的政局变化。但是，上层的华社份子则以取得满清皇廷赐封的官衔为荣耀。
第一位获得清廷赐封官衔的华侨，是新加坡的章芳琳，时为1869年，所得的官衔为道官，以褒奖他慷慨献捐福建省的防务基金。
之前，海外华人得不到清廷《皇恩》之赐，是因为满清政府对海外臣民，采取敌视态度的一种表现。满清当局一向把海外华人看成罪犯或中国文化的背弃者。认为他们私自逃离国家到海外谋生，是一种被祖叛国的行为。但是到了19世纪末，清朝政府对华侨政策，发生重大的变化。 1893年，清廷颁布的一项通令，对华侨撤消传统的限制和惩罚，并献议保护那些回返祖国的华人。
通过捐款而授予官职是另一种拢络的手法，以使侨民忠于满清帝国。这是因为清廷在后期的经济出现危机，不得不借助海外华人的经济力量。演变到后来，授官之举成为清朝确保华侨效忠的一种手段，后来被利用做为一种政治武器，以对抗保皇党和革命党在新加坡、马来亚华族社会的影响力。
两种政治思想斗争
从历史发展看来，在20世纪之前的新马华侨政治潮流是不显著的，一般上是低调的。他们摆脱了清朝统治下的民不聊生的困境后，投身怒海，移居到马来亚，目的是为了谋生，而不是从事政治活动。只是在被动的情况下，他们依附着领袖及首领的政治意识，不过从未正式的集体表明政治态度。
基本上，从甲必丹之设立，到土生华人社会的形成，到私会党的蓬勃，吸纳新客成为党员，到被英殖民政府封官收买，到最后被清廷封官收买，及后便在上层社会展开两种政治思潮的斗争。第一种思潮，是效忠清廷，协助腐败的满清政府致力巩固江山，取缔反抗清廷的份子；第二种思潮，则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，出钱出力支持推翻满清政权。
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，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，激发整个华人社会的政治醒觉，纷纷加入了政治斗争。先是改良派的康有为到来争取华人，继之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，接着便是抗日的斗争，随后是国共斗争的冲击，转入五十年代，民族主义兴起，华人政治思潮有了一个巨大和划时代的转变。
清朝统治下的中国，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，在鸦片战争（1839年至1842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，1856年至1860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）前后，改良主义的思想即已在中国兴起。
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战争阶段（1894年至1895年），由于清朝一再对外来霸权主义让步，促使一批知识份子提出改良主义学说，其中以康有为及梁启超为代表人物，推出了维新运动，但是遭到了当权派的反击。以谭嗣同为首的《四君子》被慈禧太后下令拘捕斩首。
戊戌政变的失败，迫使康有为及梁启超向外逃亡。他们的思想是保皇的，与光绪皇帝有密切联系，所痛恨的是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派。
他们谴责慈禧太后30年来的反动统治，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公敌，且是《大清十一代之罪人》，而《欲医中国之病，唯有将此恶政府除去，而另立一好政府（指光绪皇帝复辟）则下来俱妥矣》。
康有为及梁启超是属于《保皇派》的代表人物，不主张推翻帝制，到海外宣扬思想时，也促请华人支持光绪皇帝，对抗慈禧太后的顽固派。
康有为逃难的时候曾经到过马来亚，怡保的旅游景点霹雳洞，也有留下他的墨宝。不久之后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革命派也来到马新等地宣扬革命，以推翻满清政权，另立国民政府。
这两种对立的思想，在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冲击，但在争取华人关心中国的政治前途方面，却是没有多大的差别。保皇份子曾先后在新加坡创办了《天南新报)（1898-1905年）与《南洋总汇报)（1905-1946年)，他们也在槟榔屿创办了《槟城新报》（1895-1936年）。
康有为在另一方面也宣扬办学，鼓励华人筹组孔庙与社团等。孔教会乃先后在马星各地成立。有人指出，今日南洋各地，尤其是马来亚，有许多的华文学校，是由康有为在当时奠立基础的。
请看下期：马来亚华裔先烈流血流汗，助孙中山革命成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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