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谢诗坚
千呼万唤，左等右等的第13届大选终于降临了。许多人为首相纳吉的宣布松了一口气，也不需要再期盼了。这下子可让双方来个大厮杀，以了结没完没了的恩怨。按照4月3日国会解散的日期推算，我国大选应落在4月份。这个月份是国阵“黄道吉日”，可以放手一博（因为我国有三届大选，即1964、1982及1995年的选举是在4月份举行的）。当然这只是巧合的推算，不具任何科学依据。
但本届大选却是有史以来的最激烈的斗争，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不容易分出胜负的。这说明了我国的民主政治意识更为成熟和更为健康，由人民在两大阵营中作出取舍。
在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过两大阵营的势均力敌，但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不明显的。例如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，与执政的联盟相抗衡的是社阵，后者高举社会主义旗帜（简称即是社阵），走左翼路线；而联盟则标榜走右翼路线。这在当时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，左右阵营分道扬镳，不相礼让的时代，右派的联盟和左派的社阵是没有共同的语言，甚至因左翼运动的国际性影响力，也导致社阵党人不时被指控是亲中倾共份子，结果遭到内部安全法令的扣捕。
表面上看来，五六十年代的左右派斗争是两线制的起点，实则不然。因为社阵所组成的“社会主义大家庭”即使在60年代初期（1963年）大开门户，迎接脱离巫统的“国民议会党”（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，他因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与东姑起冲突，结果被开除出巫统而另起炉灶）加入而形成三党结盟（即劳工党、人民党与国民议会党），但因那时又逢国际左翼势力掀起反“马来西亚计划”，也就把社阵卷入国际斗争的漩涡中，更因而被标签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站在同一阵线。最终在1964年的大选，左翼阵线严重受创，只剩下两名国会议员，即陈志勤与林建寿（国会议员总数是154名）。这意味着社阵试图建立起的两线制（拉拢伊斯兰党沉默合作）已告失败。不久后加上马来左翼精英被逮捕（1965年正月，政府指控他们企图在巴基斯坦建立“海外流亡政府”。这些人包括劳工党主席依萨、社阵主席哈斯诺、人民党秘书长达裕丁、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及伊斯兰党主席巴哈鲁丁）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分裂与争议，进而引发劳工党内的华教份子向左转，采取了类似“中国文化大革命”的手段进行街头斗争（1967年）。
联盟抢先一步分化
由于左翼阵线的离散和杯葛1969年的大选，以抗议政府大举逮捕劳工党领袖和干部，从而瘫痪了党的活力，也就导致第三势力在1969年从中崛起。这些非左翼的中间派政党，如民政党、人民进步党及行动党取代了左翼留下的“政治真空”，民政党甚至夺得了槟州政权，行动党及进步党大有斩获。
但这些的中间派政党没来得及整合与团结时，就被联盟抢先一步分化了。例如在1972年联盟主席敦拉萨将民政党、人民进步党及伊斯兰党纳入联合政府，连同早前（1970年）成功地拉拢左翼的人联党在砂拉越组成联合政府，印证了政坛大洗牌后，剩下民主行动党在西马扮演反对党的角色。
自此之后，马来西亚政党内的实力十分悬殊，一边是强大的执政党集团（以巫统为首）转化成为国阵（1974年）；另一边是反对党各自为政，没有合作的可能，以致在70年代企图探出头来的新政党，如社会正义党（陈志勤于1971年从民政党分裂出来的政党）、社会主义民主党（叶锦源于1978年由行动党分裂出来组成的政党）皆无法形成反对党集团，也就被行动党击败而自我消失（80年代无疾而终）。
资料来源：http://cnews.cari.com.my/news.php?id=3690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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